1. 石油与天然气产业
政策主张
加拿大正一边准许从能源生产的环保标准很糟糕的国家进口能源产品，一边禁止阿尔伯塔出口自己的石油——甚至“出口”到本国的其他省份也不行。这种伪善行径多么惊人！我们必须要明确指出，这种行为，实际上是自由党自私自利收买选票的做法，应当被彻底叫停。
联邦政府必须要动用自己的权力，保证输油管道得到建设——特别是在这些输油管道的支持者们，已经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与财力，并且已经赢得了广泛的信任，令社会各界准许管道建设的前提下。
我们阿省的能源业，和自由党执掌的联邦政府，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摩擦。当我们的父辈们在20世纪80年代，因为前自由党总理皮埃尔·特鲁多的国家能源计划（National Energy Program）失业时，其他许多国家的油气业正蓬勃发展。反观当时的加拿大能源业，正被掣肘，停滞不前。这种对能源产业的破坏，是在1984年，被一个新当选的保守党联邦政府所修复的。35年之后，我们保守党人正为了同样的使命做准备。
现任联邦政府本有权力保证穿山（TransMountain）油管的开工建设。它不但没有这样做，而且选择去人为地对东部油管（Energy East）项目施加层层阻碍，还直接、公然地叫停了北方油管（Northern Gateway）项目。联邦政府必须要动用自己的权力，保证输油管道得到建设——特别是在这些输油管道的支持者们，已经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与财力，并且已经赢得了广泛的信任，令社会各界准许管道建设的前提下。
目前自由党联邦政府在油管项目上的做法是危险的，将会让投资人们觉得，在加拿大投资充满风险。如果政府继续不管不问，让已通过的各类项目评审的结果得不到贯彻，未来我们的所有重要工程项目恐怕都无法顺利推进。
而将纳税人所缴纳给政府的钱丢给有关企业，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从根本上来说，就毫无必要。这种做法只会把投资风险转嫁给纳税人，而纳税人们在承接这种不必要的风险之前，已经尽了自己的本分——纳税养起了负责分析状况、响应需求、制定计划，并最终批准建设的这一整套行政体系。
- C-69号联邦法案
我需要特别提及一下C-69号联邦法案（对能源业及其环境影响实施一系列新管理规则，极大限制了未来的能源管线项目的建设）。这条法案的内容极度缺乏考量，并将对我们的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构成严重的威胁。
这条法案已遭到了来自多方——包括数省的省政府——的反对，因为他们认为，这条法案不但会进一步拖累加拿大的经济竞争力，还会助长市场的不确定性。而这种市场不确定性，已经在逼走加拿大市场上的投资了。投资人们已从加拿大撤走了数以十亿、百亿计的巨额资金。如果C69法案正式通过，撤资量恐怕只会有增无减。
这不仅仅是油气产业的问题，而是关乎整个加拿大市场的问题。它已经威胁到了我们国家一些最主要的创造就业、促进繁荣的驱动力。可以预见，它将在大范围内，对我们的矿业、农业——当然还有能源业——造成重创；然而与此同时，它也将影响可再生能源、渔业等产业，以及其他方方面面的基础设施建设。
为此，我主张：C-69号法案不能得到通过。它不能为资源开发铺平道路。它更不能为加拿大铺平发展之路。
2. 碳税
当我们的政府课税的时候，它应该是要利用这些资金，去解决各种问题的。但是在碳税这个政策上，我看不到一点点解决问题的意味。
我们阿省的碳税所做的，仅仅是再分配一下财富——从每个人手里收走，然后其中一部分被返还给低收入人群。至于设立它的本意，是要让我们“克制”住消费产生碳排放的产品的“欲望”。
这个政策里没有任何明确减少碳排放量的内容。它是一种税，从加国人手里收上来，被花掉，有些情况下被再分配掉。它仅仅是一种新的税。
省碳税是在我们给汽车加油的时候向我们收的，附加到燃油的价格上。（它还会在我们取暖时候收，而取暖对我们来说是刚性需求）然而，我们在给汽车加油时，已经向两级政府缴纳了燃油消费税了。并且，我们没有得到任何保证说，碳税为政府增加的财政收入将会被用在道路维护、节能减排，或者其他任何有关的公共服务上。这些税从我们手里被收走，然后——就没有任何下文了。
自由党政府倡议的联邦碳税，也是一样的操作方式。这个政策里没有任何明确减少碳排放量的内容。它是一种税，从加国人手里收上来，被花掉，有些情况下被再分配掉。它仅仅是一种新的税。
2009年，阿省尝试推行了一条政策（the Specified Gas Emitters Regulations，“特定温室气体排放者有关法规”），用以向大规模碳排放者收取费用，然后以这些费用为资金，推进二氧化碳减排，以此作为应对温室气体排放的一种方式。这种“选择性碳税”虽未达成预期的减排目标，但它至少有针对性地取得了成果。
加拿大位居大陆北端，寒冬漫长，且各主要经济区分布分散，相距遥远。我们天然就需要更多高碳排放量产品（能源等）。一个为西班牙一类的国家量身定做的碳减排政策，不会适合加拿大。
政府有有效推进碳排量减少的能力——方式是推进节能等领域中的技术进步。今天，相比二十年前，我们的普通汽车已经节能了一倍不止，并且它们随着技术进步，还能做到更加节能。实际上，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这类的技术创新，比如“轻量汽车”等。但是，如果整体的政策环境是混乱的，例如各类规章、税种相互冲突或重复，类似这样的技术创新的步调将被拖慢。
最后，消费者们需要看到实施节能减排带来的好处，而不是只看到减排的成本。碳税政策只会增加消费者的消费支出，并且政策施行所产生的盈利只会流向政府。这种模式需要改进了。
3. 政府公债
4. 联邦转移支付
5. 基础设施建设
6. 民主与“社会许可”
7. 移民与难民
我们遇到过这种情况。无尽的政府赤字转化成不断增加的政府债务，而这又反过来导致惩戒性的高额偿还支付。而当政府公债超出了我们的偿还能力，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就必须要减量、限量供应了。
我们的医疗以及其他宝贵的公共服务都受困于这个怪圈。为了偿还总在增长的债务，税收将被不断加高，最终导致我们的经济丧失竞争力，工作岗位大量减少；而到了那时，政府又需要增加社会财政支出，因为失业的人们需要帮助。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我非常担忧目前这届自由党联邦政府的花钱习惯，特别是在那些不需要注资的领域的注资——例如他们搞的“加拿大基础设施投资银行”（Canada Infrastructure Bank）。
除此之外，我还非常困惑，为什么在这届联邦政府通过财政支出，把加拿大全国性的失业率降到了40年最低的同时，阿尔伯塔（在这次经济衰退周期内，就业损失最为惨重的省）的失业率依然徘徊在7%左右。既然这届联邦政府在全国经济上注资如此之多，他们应该有很多机会给阿尔伯塔提供些援助，帮助阿省渡过衰退期呀。
赤字，实际上就等同于被延迟的税收。无论我们借了什么款，都需要偿还。投入经济运行当中的财政补助，最终往往也要从经济当中抽回来。另外，除了和其他债务压身的国家比较，我们去计算联邦政府的“负债比率”完全没有意义。企业的战略，不能直接套用到政府身上。政府并不能如同企业一般，通过债务融资的少税属性获利。
我非常担忧目前这届自由党联邦政府的花钱习惯，特别是在那些不需要注资的领域的注资——例如他们搞的“加拿大基础设施投资银行”（Canada Infrastructure Bank）。
债务融资的手段，应当被留存到我们的经济需要激励的时候，我们的经济转型的时候，再使用。当前，加拿大经济并不处在这种阶段。
在过去的三年内，我们看到，即便阿尔伯塔正在经济泥潭里挣扎，我们省依然要转钱给其他的省份。联邦政府的转移支付政策，使得各省的经济都开始依附转移支付提供的资金，依附这个转移支付体系。然而这个算法本身，根本没有起到它该起的作用。
我想，实际上我们对转移支付的看法，都远比一句简单的“反对”要复杂。大部分的加拿大人，都认同转移支付背后的平等互助原则。我们是一个国家，因此如果我们想在一定程度上均衡一下各地居民所享受的政府服务与福利，也完全合理。
然而，出于一系列复杂的原因，我们认同的这种原则，并不是当前的转移支付体系所达到的效果。同时，因为原因的复杂性，各级、各届政府常常甩手不管，回避讨论“纳税人缴纳的税收该如何在各省间分配”的问题。不过，过去数届政府也有指定、提出过改进方案。与此同时，我们都需要意识到，现有的转移支付算法，鼓励了各省对转移支付形成依赖性。这一点，必须得到改革。
与此同时，我们都需要意识到，现有的转移支付算法，鼓励了各省对转移支付形成依赖性。这一点，必须得到改革。
我们生活在加拿大，享受最大的便利之一，便是我们的基础设施。卓越的教育、医疗、社会支持系统，让我们作为个人得以成长、成功。而道路、铁路、管线、能源等有形的基础设施，则是我们的经济赖以运行的基础。
我到访其他国家时，经常能看到基础设施的匮乏是如何影响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的。我们的政府肩负着一项重要的角色：保证加拿大人有足够的基础条件去追求生活的兴旺、繁荣。
但是，我们让民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体系已经失效。如果我们安于现状，我们这个国家未来将很难再新建任何长期性的项目。我们的审批过程需要透明，而任何的审批结果都应得到尊重。
但是，我们让民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体系已经失效。我们的审批过程需要透明，而任何的审批结果都应得到尊重。
失去基建项目，将导致我们失去机遇和成果。失去基建，将导致加拿大无法再守住前人留下的发展成果，或借助前人的肩膀取得新的成就。在我们的后人眼中，我们将是不负责地挥霍先人遗产的一代人。
如果我当选国会议员，我的工作重点之一，就将是密切关注政府如何能够鼓励投资者，让投资者们们积极参与加拿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使我们享受的便利得以保持。与此同时，我也将密切关注政府什么时候不该介入，让我们的基建系统自由发挥成效。
我们当前的政治决策机制，往往弄混“对这个国家有利”与“对这个国家内特定的人群有利”这两件事。我们的政治决策往往只看重短期利益。在决策讨论机制中，重要问题常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延后，延后到最后，根本没有得到讨论。
“社会许可”（Social license）这个概念，定义很不明确。虽然同属一个社会，有些人也许永远不会对一些事表达认可。而于我而言，社会许可这个概念代表着对民意代表的认可。它的主要来自于选民的投票，并伴随着对社会制度的尊重，以及对少数群体（投票中的少数派）的代表性。
如果被选为您的国会代表，我将充分尊重与我的见解不同的声音，并向最大可能性地有利于我的选区内所有选民的方向，积极推动各项决策。而作为国会议员，保证我们所做的决策有利于这个国家的发展与进步，也将同时是我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我们的政府的合法性来自选票，因此对政府来说，信守对选民的承诺是一种义务。我们的制度设计尊重程序，也尊重所有参与其中的公民的权益。然而，在特定情形下，某些政策或项目的反对者会假以“社会许可”的概念，阻挠利国利民的决策的推行。
我们的决策程序应当充分透明，并为顺利的决策过程铺平道路。它不应当成为一种无尽拖延的零和游戏，让所有商讨最终总是无功而返。
如果被选为您的国会代表，我将充分尊重与我的见解不同的声音，并向最大可能性地有利于我的选区内所有选民的方向，积极推动各项决策。而作为国会议员，保证我们所做的决策有利于这个国家的发展与进步，也将同时是我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于加拿大的历史而言，移民始终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数代人的时间里，加拿大接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移民的到来，丰富了我们的社区与生活方式，也让我们的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繁荣。
我在敲门拜访我们选区的居民时，遇到了许多新到加拿大的移民。他们略带紧张地分享了他们的故事。他们告诉我，虽然他们是遵循着一系列明确的规定，最终得以进到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的，但这套系统正在逐渐失灵。他们尤其恼火近期快速增加的“走后门”式移民——“非正规”越境者。许多新移民都花了数年的时间办理手续，以遵从给定的移民规定。因此，他们对这种“插队”行为感到尤为不满。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联邦政府缺乏规划与准备，不知道我们该如何公平、公正地管理移民系统；不知道如何将新来者——无论他们是因何种原因而来：逃离不义与压迫；为自己或后代寻求新的机会；抑或是与家人团聚——积极接纳为勤勉而有尊严的新加拿大公民。
我非常支持保守党近期宣布的政纲。这些政纲包含着保守党对加拿大未来的愿景：公平、秩序。与关怀。这些政纲包括：原则性地促使新移民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自给自足，并进而为加拿大做贡献；让“经济移民”们可以最快地将自己的技能匹配加拿大的岗位需求，获得成功；以及寻求一种公正、有效的方式，使加拿大可以庇护世界上最脆弱的人群。而这些政纲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则是对于施行清晰、透明的移民准许机制的承诺。今天，我们的体系正缺乏这种机制。而如果我得以当选，我承诺我将以国会议员的身份，帮助我们的国家完善这种机制。
我们需要修补我们的移民体系中正被利用的漏洞。有些漏洞出现在我们的国家本土，有些漏洞则为海外的规则破坏者打开大门。在如今这场乱局中，特鲁多联邦政府幼稚而错误地向海外宣告了这些漏洞的存在——有些漏洞在经济方面，另外一些则来自制度性的原因——而且罔顾这样“广而告之”的后果。
我们首先要问自己的是：我们在通过自己的体系，授予一些人难民身份的时候，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结果？自从“非正规”的边境越境点出现后，已经有四万人通过这条“捷径”，进入了寻求加拿大庇护的申请流程。如果我们放任不管，不投入人力物力应对这个问题，这些棘手的申请案例会越堆越多。对每个这样的案例来说，大致的审核时间可能会从33个月延长到86个月——也就是说，7年之久！目前，我们在每个申请案例上，平均已经要花去1万9千元；而随着审核时间的延长，我们耗费在每个申请案例上的费用，也将继续水涨船高。再加上初步统计显示，这些“走后门”庇护申请的成功率，只有正常难民身份申请成功率的一半。因此，除非联邦政府选择降低庇护申请成功的门槛（然而请注意，这种举措只会帮倒忙），否则等待我们的，只会是花费巨额的财政资金，供养着一个绩效糟糕的审批体系。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联邦政府缺乏规划与准备，不知道我们该如何公平、公正地管理移民系统。
正视这一现状，就是寻求问题解决方案的第一步。让我们一起检视一下我们在本土及海外的移民律师、移民顾问身上的花费吧。这些开销保证了我们体系运作的结果，捍卫了我们规则制定的初衷了吗？还是说，当这些资金被转而用来帮助移民和难民们建立新生活时，会更有利于加拿大呢？